张国焘叛逃始末

2018-08-17 20:57  阅读 27,202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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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外书摘 》 2010年7期

  作者:少华


张国焘工于心计,城府极深,用杨尚昆的话来形容,“脸上没有表情,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在肚子里打主意”。
他早于1938年1月就打定主意脱离党组织,但在随后的三个月中没有露出一点破绽和迹象,甚至他的妻子和儿子都蒙在鼓里。
张国焘不动声色地寻找、等待出走的机会。因为他知道,要想从防备严密的延安叛逃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终于,他等到一个最适当的机会:清明祭祖。
数千年来,每到清明前后,海内外华人都要来这里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以纪念炎黄子孙的始祖。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情绪高涨,祭祀活动增添了一层政治色彩。国共两党商定,每年清明节由双方代表一起到黄帝陵扫墓,以此向国人昭示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决心。
1937年,中共派往扫墓的代表是周恩来和叶剑英。1938年4月4日是清明节。据闻,国民党方面将派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出席,按照惯例,中共方面也要派相应级别的官员前往共同主持仪式。张国焘认为这是金蝉脱壳的绝好机会。
4月1日,张国焘上门求见毛泽东,要求去黄帝陵扫墓,说这有利于统战工作。
“你去干什么?”毛泽东摇着头说,“轩辕黄帝又不是共产党,我们也不必过分地去崇拜他。若是为了搞统一战线工作的话,边区政府派一个秘书就行了。”

张国焘坚持要去,列举理由说:“去年是恩来、剑英同志去的,今年级别不能低于去年,而且国民党方面派出的代表也有很高级别,我们不能派一个秘书去应付,以免授人话柄。”
毛泽东被他纠缠不过,让了一步:“好吧!你去扫完墓就立即回来。”

张国焘满口答应:“好,我很快就回来。”

凭直觉,毛泽东感到张国焘可能有鬼,专门叮嘱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你陪张主席去,一是要保证安全,二是扫完墓就立即回来。”

第二天,张国焘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坐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临行前,他对送行的杨子烈、张海威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张国焘一行经甘泉、鹿县、洛川,于4月3日赶至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
4月4日,蒋鼎文与张国焘代表国共两党共同主持祭祀活动。祭陵礼毕,各方人士相互道别,纷纷驱车离开。张国焘对陆秘书和警卫班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还要到西安办事处,有事找林伯渠商量……”
站在一旁的张海急了:“毛主席不是说了,叫你扫完墓就回延安吗?”
张国焘默着脸,不予答理,一个转身,钻进了等在前面的蒋鼎文的小轿车。小轿车引擎早就发动了,张国焘一进去,车就风驰电掣般地开走了,连多说一句话的时间也没给。
林伯渠得知张国焘到了西安,打电话、派人要他搬到八路军办事处来住,他一口拒绝,根本不跟林伯渠打交面。在西安,张国焘与胡宗南等国民党高级官员频繁见面、谈话,提出要赴武汉去见蒋介石,还商量好了到武汉的行程和线路。
林伯渠马上将这一情况电告给党中央。毛泽东回电,指示林伯渠打电报给周恩来,告诉有关张国焘去武汉的车次、时间。同时,中央致电设在武汉的长江局,命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截住张国焘。

4月8日清晨,汉口日租界大石洋行八十九号。长江局收到中央和林伯渠的电报,长江局书记王明、副书记周恩来、常委博古非常震惊。上午,周恩来派人把李克农(长江局秘书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童小鹏(长江局机要科长)、邱南章(中共代表团交际科长)、吴志坚(周恩来副官)叫到办公室,问:“你们谁认识张国焘?”
邱南章回答:“我认识他。”邱南章先后见过张国焘三次面。
“那好。”周恩来脸色严峻地说,“现在张国焘从延安经西安逃跑,就要到武汉了,你们坐上两辆小汽车到大智门火车站去截住他。你们对他说,我请他到中共代表团及八路军办事处来住。估计他不会来,那就在外面找个地方住下来也可以,你们要紧紧跟住他,听候党中央对他的处理。”
从西安到武汉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到站时间为晚上7点。李克农一行早早地来到车站守候。他们四人分作两拨,邱南章、吴志坚身穿八路军军服,挂武装带,佩带手枪;李克农、童小鹏则身穿便服。到了车站,吴志坚问:“我还没有见过大名鼎鼎的张国焘,他长什么样?”
邱南章说:“肥头大耳,身材高大,背稍驼,说话蛮慢,带江西口音。”
按照这些特征,李克农等人睁大眼睛盯着下车旅客,直到站台上人走光,也没有看见张国焘的人影。
第一次(8日),扑空。第二次(9日),也扑了空。第三次(10日),还是没有接到人。
事不过三,还去不去接?李克农请示周恩来。
“去接,接到为止。”周恩来、李克农都是中共情报工作的领导人,他们分析:之所以连续三次扑空,可能是张国焘与国民党特务中途临时变换了车次。
第四天下午,李克农说:“再去接一次,一定要把他接回来。”他们又提前来到车站,守候、接车、找人,仍然不见踪影。
李克农带着邱南章、吴志坚一节节车厢地找,终于在尾部车厢看到张国焘。
张国焘被“请”下火车,但执意不肯到办事处去。于是,李克农安排邱南章、吴志坚陪张国焘在江汉路找了一家小旅馆,临时住宿,自己和童小鹏等回到办事处,向长江局领导汇报。
当晚,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长江局负责人都赶至小旅馆。张国焘强装正经,说自己这次到武汉来是为了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与国民党谈判解决党派问题,说陕甘宁边区处境堪忧,发展前途有限,正所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等等。
这些措辞纯属借口。周恩来等人没有上当,而是集中批评他私自出走的错误行为。于是张国焘又大发牢骚,说中央对他批评和处理太过分,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不公道。

据邱南章回忆,长江局领导人谈话内容如下:
周恩来:你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难道如今还没有点认识吗?你几乎毁灭了红军,毁灭了党。中央对你的批评和处理有什么不对!你若有意见可以向中央提出来嘛!为什么背着中央自由行动?你到了西安,不到我们办事处来住,不和林老联系,你就和蒋鼎文来往,你住进他们的招待所,还在他们的护送下到武汉。来到武汉又不到办事处,你这种行为对吗?你这不是错上加错吗?你还有什么组织纪律?
董必武:你是一个较早的党员,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你还不知道你犯过多少错误?如“左”、右倾错误,军阀主义错误,分裂党、分裂军队的错误,你认为这些错还小吗?大家为了帮助你改正错误,又有什么不好呢?你还向谁大发牢骚呢?
叶剑英:你在鄂豫皖发展这么大块地方不是丢了吗?到四川不又是发展了大块地区后又丢了吗?你还有什么可说呢?你的错误难道和你的领导作风无关吗?只能从中吸取教训嘛!不能再错上加错,你还在主观上认为自己高明。
李克农:你是个聪明人,你背着党的领导,背着毛主席擅自跑到西安,又在人家便衣的护送下来武汉,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还不愿意住到办事处来,你知道自己站在什么位置上去了?你的行为对头吗?
博古:张国焘,你自己犯错误了,光靠人家帮助是不够的,自己应该认真改正所犯的错误才是,而你对党和同志们给你的帮助还发牢骚,对大家表示不满意,这种态度对头吗?为什么你到了武汉连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呢?

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钟。在长达数小时的谈话过程中,他不停地长吁短叹。

临到末了,周恩来说:“你不辞而别,应该向中央承认错误,询问中央对你今后工作的指示。”

张国焘想了想,提笔写下一页简短的电文,请长江局转呈中央:毛、洛:
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国焘
回到办事处,长江局即以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何克全)的名义致电中央,通报张国焘抵汉情形,请示“对张国焘问题如何处理”。
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在讨论时,一致认为,从种种迹象看,张国焘此次出走是有计划的,而且已经与国民党方面取得了联系,达成默契,因此回头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为了做到仁至义尽,中央集体发出了挽留电,希望能在悬崖边上阻止他坠落:

国焘同志: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艰,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毛泽东、洛甫、康生

陈云、刘少奇

4月13日,周恩来拿着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来到小旅馆,劝他听从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早日回延安履行公职,最起码也要先搬到办事处去住,一切事情都可以当面商量。

“我现在感觉消极,请允许回江西老家做老百姓,从此再也不过问政治。”张国焘一副心灰意冷的样子。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给张国焘几天时间,让他冷静下来,理智地选择何去何从。

张国焘面谒蒋介石说的第一句话是:“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愤怒地插话:“你糊涂,我不糊涂!”在回党工作、请长假休息和自动脱党三种抉择面前,张国焘选择了下下策。
在武汉期间,张国焘狂躁得像笼中的狮子,急于破槛而出,可是又被枷锁套住,动弹不得。这枷锁就是邱南章、吴志坚两位副官,他们如声随响、如影随形的粘住张国焘,食同桌,行同车,寝同室,寸步不离,搅得张国焘烦躁不安。
邱南章、吴志坚原本是周恩来的副官。张国焘到汉后,周恩来交待他俩:“张副主席到哪里你们跟到哪里,看他要去些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我们办事处他不去就不去吧,让你们两个人给他值班,好好保护他。”
张国焘被邱、吴缠得无法与国民党方面联系,恼火地质问:“你们老跟着我干什么?”
邱南章不卑不亢地回答:“是周副主席派我们保护你的,你是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嘛。”
4月14日,王明、周恩来、博古、李克农再次到旅馆劝说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坚决不肯。李克农采取霸王硬上弓的办法,连劝带拖把张国焘推上汽车,拉回办事处。
住进办事处后,张国焘哭丧着脸,整天愁容满面,唉声叹气。他在给江西老家的信中写道:“国民党没法救中国,共产党更没有办法。”又说自己现在度日如年,可能命不久矣。
张国焘不甘心受困,每天找借口出去会客。他连日拜访国民党要人陈立夫、周佛海,后来又与武汉市警察局长、萍乡老乡蔡孟贤碰面,并通过他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面谈。
这期间,张国焘还几次提出要见蒋介石,汇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4月16日上午,周恩来领着张国焘来到蒋介石设在武昌的主席官邸。

蒋介石还不知道张国焘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又碍于周恩来在场,见面后淡淡地说:“辛苦了。”
张国焘开口便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摆出一副认罪忏悔的姿态。
周恩来愤怒地插话:“你糊涂,我不糊涂。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干革命是在世界有名的。”
蒋介石、张国焘面面相觑,不好深谈,应付了几句,便结束了会谈。
回来的路上,张国焘、周恩来都面色不悦。渡江到江汉关码头时,周恩来与一位朋友相遇,驻足交谈,张国焘趁其不备,竟然“抽身疾驰而逃”,周恩来好不容易才追上他劝回办事处。
回办事处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张国焘刚才奴颜婢膝的态度,张国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下午,他以配眼镜、看牙齿为借口又要出门,上街后没有目标地到处乱窜,从汉口转到武昌,然后又从武昌回到汉口,再也不肯回办事处了。两位副官没法,只好在汉口中山路太平洋旅馆安顿下来,邱南章守着,让吴志坚赶回办事处报告。
1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商量,认为张国焘政治观点极度悲观,个人行为又如此反复,一味迁就恐怕不是办法。于是,请示中央后,正式与张国焘谈判,提出三种办法供他挑选:

第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党所期望的;

第二,向党请假,暂休息一个时期;

第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 
张国焘略加思索,说:“回党工作,这已经不可能了。我可以在第二、第三条中考虑。请给我两天的时间,我要闭门思考,然后再答复你们。”
其实这时张国焘早已打定主意,所谓闭门思考只不过是为再次行使“金蝉脱壳”争取时间。他送走王明等人后,立即打电话与戴笠通话,表示要投靠国民党,随后又约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处长谈话。
约摸一个小时之后,发生了惊人一幕。当事人邱南章事后回忆道:
4月17日晚11点前后,胡宗南第八战区司令部的一伙特务开着两辆汽车停在张住的太平洋饭店楼下,几个人冲到二楼。这时负责跟着张国焘的只有我一人,吴志坚同志有事出去了。几个便衣进房来二话不说把我死死抱住,其他几个特务抢走了张国焘。我一面挣脱一面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抢走我们的张副主席,我要向你们的上面去抗议!”有一个家伙歪着脑袋得意洋洋地说:“上面,就是受上面的指令干的。”然后特务们把张国焘接上汽车吹了声口哨,从江汉关轮渡到武昌去了。我回到房间看见桌子上留有一张给周恩来同志的纸条,上面写的是:“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我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去找。至要。”

邱南章拿着纸条赶回长江局汇报事情经过。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李克农听了十分平静。周恩来说:“张国焘不肯改悔,会走这条路的。”
4月18日凌晨,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向中央报告张国焘脱党事由,提出两条建议:

(1)发表下列的开除决定,宜于极端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张国焘私逃脱党的解释,但绝不应因此提起所谓一、四方面军问题,而应当用开除国焘机会加紧党与军队中的团结。
(2)安抚国焘接近的干部,甚至对其妻儿勿使他们不安心,以观张之究竟。
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的斗争,并自立为伪中央,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表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为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即使是已经作出了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中共中央继续贯彻宽大与仁至义尽的精神,没有即时公布,而是宽延了五天时间,希望张国焘在脱党之后或许有所变化。
在这五天里,周恩来派邱南章先后两次找到张国焘。
第一次是在4月18日。邱南章来到驻武昌的胡宗南司令部,一进门就瞟见张国焘坐在里面的东房内。岗哨面目狰狞,不让进去,说:“这里没有张国焘。”邱南章递上中共代表团交际科长的名片,用手指着东房说:“喏,张副主席不是坐在里面吗?”说完便闯了进去。

张国焘有些难为情的样子,抬起眼皮看了邱南章一眼,问:“你来干什么?”
邱南章回答:“周恩来同志派我来看你。”
张国焘一挥手:“不用看了。”说完,便不再搭理。
第二次是4月20日。邱南章给张国焘送去他没有来得及带走的毛毯和其他行李,同时看看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张国焘正在写东西,好像心情烦闷,什么话都没有说。
两次接触,张国焘都没有反应,只是托国民党那边传信,要警卫员张海跟他去。周恩来专门征询张海意见。张海表示坚决不去,要求长江局尽快送他回延安。这件事给周恩来深刻的印象,他几次深有感触地说:“张国焘叛逃,连一个勤务员也没有带走。”

毛泽东、林伯渠、周恩来善待杨子烈,送她和儿子与张国焘团聚。隆情厚谊,直到晚年还令杨子烈深怀内疚,感激涕零。

还在张国焘刚抵武汉时,长江局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两次提出“对杨子烈及其孺子,请勿予以难堪”,“安慰国焘接近的干部,甚至对其妻儿勿使他们不安心”。

在延安的杨子烈不仅没有受到难堪,反而倍觉温暖。5月的一天,中组部派人通知杨子烈,说组织部长陈云找她有事。那是吃中饭的时候,组织部的人很多,杨子烈进门时,大家都和颜悦色地朝她点头或微笑。陈云招手把她请到另外一间办公室。

陈云用很低的声音说:“子烈同志,你知道吧?最近党内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党的大事。”
杨子烈一怔:“噢!发生了什么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陈云双眉紧皱:“国焘走了!”

“他是走了,不是党派他……”杨子烈突然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语句有些迟疑。

“不是党派他去,而是他自己走了!”陈云这次发音把“走了”两字咬得很重。

“他走了?一个人就这样走了?”杨子烈神情迟钝,下意识地喃喃自语。
陈云掏出一封信,递给杨子烈:“国焘有一封信给你,他在汉口等你,你去不去?”
杨子烈低声说:“我考虑一下。”
“好!”陈云看着大腹便便的杨子烈,关切地问道:“你肚中的孩子几个月了?”
“六个月。”
陈云把她送到门口,边走边说:“你要小心照顾自己。如果同志们有闲言闲语,你来告诉我。”
杨子烈回到家里,打开张国焘的信,上面写着:
子烈贤妻吾爱吾妹:
不告而别,请妹原谅。我在延安苦闷,现到汉口等你,希望妹携爱儿海威来汉口。
凯音(张国焘笔名——引者注)
杨子烈反复考虑,还是决定去找丈夫。她找到毛泽东,提出回家去养孩子。她事先想了很多,以为毛泽东会批评她、为难她,甚至会嘲笑她。谁知毛泽东静静地听完她的哭诉后,和蔼地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现在国焘已被戴笠捉去了,戴笠是什么人,你知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呀!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要好好照顾国焘的生活。记住,你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到党里来!”
毛泽东亲自给中组部写了一张便条:“让子烈同志回家吧!”
杨子烈与妹妹杨子玉带着张海威从延安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对林伯渠痛哭流涕,说要到武汉去做丈夫的工作,劝他回到党内来。办事处有人信以为真,表示可以让杨子烈出面做做工作。
“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一向厚道、有长者之风的林伯渠这回话说得很绝。他对办事处的人说:“你没有看孩子、行李都带上了,要去武汉劝说,何必带这些呢?明摆着想走嘛!”
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让邱南章把杨子烈一行送到张国焘的住所。上车时,周恩来对杨子烈说:“替我带一句话给国焘:
不要对党做得太绝!”
就这样,张国焘及其家人割断了与中共的所有联系。
事过几十年,杨子烈在1951年与程思远的一次谈话中还心怀感激地说:“国焘不辞而别后,毛泽东真是大仁大义,嘱咐我到武汉后要好好地照顾国焘的生活。”

大陆解放前夕,蒋介石不准他到台湾,毛人凤要把他留给共产党。在张国焘违命赴台后,两人又将他逼往香港。
1968年,大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波及海外,香港响起了“炮打”、“火烧”的口号声。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因病去世。《伦敦日报》的记者专程飞赴多伦多采访张国焘。他不愿细谈,应付道:“像我一样,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当他的老友蔡孟坚来访时,他的回答依然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
“你对共产党的看法有无改变?”
“没有。我想起当年任中共驻莫斯科代表时,看见斯大林屠杀异己,我就心存反对,而且初萌反共意念。当时我把中共党员中我唯一领得的列宁勋章丢掉,以示内心抗议。”
“你对逝世的毛泽东如何评价呢?”
“他把《矛盾论》当作运用权术的字典。他成功在于运用一切矛盾,他失败也在于玩弄矛盾。”
张国焘越说越激动,脸色发黑,浑身颤动,吓得蔡孟坚不敢再继续问下去。
张国焘身残多病,在老人医院病情时有反复,饱受疾病的折磨,急需一笔经费请院外专家治疗。他与杨子烈商量时,突然想起了曾经做过的一件善事。
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国焘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时候。当时,蒋经国还是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在苏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因公开宣布与蒋介石脱离父子关系而名噪一时,后来就读中山大学时卷入了所谓的“江浙同乡会”,遭到清洗。在讨论对蒋经国的处置意见时,代表团发生分歧。王明力主流放:“蒋经国是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员,他爹爹是反革命,他也不是好东西,应该把他弄到西伯利亚的矿区去教育改造。”

张国焘偶发善心,认为不必对一个十几岁的小青年过于苛责,亲自与俄共交涉,从轻发落,先是让蒋经国到列宁格勒托马卡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又派到工厂做工和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庄劳动,免去了颠沛流放之苦。其他判处流放的人十有八九死在了西伯利亚。可以说,张国焘对蒋经国有活命之恩,拣得一条性命的蒋经国也对张国焘满怀感激。旅居香港时,蒋经国曾派黄少谷到港问候张国焘,表示“患难之交,活命之恩,定当回报”。
张国焘夫妇不好意思直接向蒋经国索恩,于是恳请蔡孟坚出面联系。蔡孟坚致信黄少谷,介绍了张国焘的近况,说他投诚党国,曾任中委之职,眼下身无分文,重病在床,如果饿死或病死在加拿大,固然对张国焘是个悲剧,对于台湾方面也是一大讽刺,建议黄少谷向蒋经国进言,予以救济。时隔不久,蒋经国托人将一万美元的支票交给蔡孟坚,蔡孟坚亲自将支票送到老人医院,张国焘手脚不便,嘱咐杨子烈代写收据。

1979年11月26日,张海威三兄弟齐聚多伦多,将父亲接出医院,在家里为他做寿。事后,杨子烈才意识到犯了大忌。张国焘的生日是农历十月二十日,即公历11月14日,做寿的这一天已经超过了12天,违背了中国“男做虚,女做实”的传统习俗。这是非常不吉利的事情。
当时,家人们难得团聚一堂,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82岁的张国焘胃口不好,象征性地吃了两口寿面。望着子孙满堂、熙熙融融的场景,他突然冒了一句:“医院暖气有时关闭,冷得我直想呕吐。”大家听了,心里很难过。
吃过寿席,儿子们又把张国焘送回老人医院。
回到医院,天刮起大风,下起大雪。北风呼啸,包卷着雪花,漫天飞舞,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十几度,室外结起厚厚的冰棱,室内寒冷异常,微弱的暖气起不了多大作用。张国焘终日蜷缩在被褥、毛毯里,不敢起床。12月2日深夜,他在翻身时,被子、毛毯滚落到床下,因为偏瘫无法动弹,只能按铃向护理人员求救;可是,没有人理会。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张国焘身着单衣,裸露在寒冷的地板上,冻得浑身青紫,然后是剧烈呕吐,呕吐两个小时后陷入昏迷。等到第二天天亮,护理人员发现时,他已全身冰凉僵硬。
12月5日,张国焘下葬在多伦多一家公墓里。他死后,由于三个儿子家庭负担都很沉重,负担不起全部丧葬费用,杨子烈只好从自己积攒的养老金中拿出钱来为张国焘购买棺木、墓地。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称杨子烈无力负担丧葬费用,再次托蔡孟坚、黄少谷向蒋经国求助,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3500美元,用于处理后事。
张国焘死时,按虚岁是83岁。
毛泽东去世时也是83岁。
他们两人,同是中共“一大”代表,同是83岁寿命,但人生轨迹却有天渊之别。毛泽东寿终正寝,去世时,全世界为之震惊,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下半旗志哀,真正是天地同悲。而张国焘死于非命,去世时除了家人和个别好友外,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他的去世,如同世上少了一粒微尘。
张国焘的遗孀杨子烈曾愤愤不平地说:“我们做共产党二十年,反共四十年,一生未享到半点福,天道真不公平!”
张国焘以叛逆著称,这也许就是叛逆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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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一位企业家自筹资金建了一座毛主席纪念馆,隆重开馆,感动天地人心!
小伙子把《北京的金山上》唱活了,歌颂毛主席就得如此大胆!
用毛泽东思想造“芯”,突破美帝封锁,这家企业厉害了!
李讷怀念父亲毛泽东,往事一幕幕,让人唏嘘泪涌!
80后研究生举办“毛式婚礼”启动人生新旅程,赢得社会各方喝彩!
年轻小伙把毛主席最励志的诗词唱出来,全场尖叫!
正值多事之秋:中央高官来韶向毛主席敬献花篮!
英烈保护法全票通过,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毛主席更需要捍卫!
真心热爱!商丘80岁的史大爷在家里创办毛主席纪念馆!
许多中国人都没见过的藏民向毛主席敬献哈达场景,让人感慨感动!
图说毛泽东时代老百姓生活状态,像是吃不饱饭且饿肚子的吗?
50名党员站在毛主席雕像前,深情重温入党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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